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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学术:从一封信谈程千帆与汪辟疆、陈寅恪


http://www.jslib.org.cn   2017-06-07 09:45:00  来源:2017年05月10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:廖太燕  

 

  2013年版《闲堂书简》(增订本)总共收录了程千帆致160余人或单位信件逾1200封,其中既有学术问题的探讨,也有日常事务的记录和生活感悟的抒写,真实而广泛地呈现了他精彩的学术人生。但是遗珠难免,笔者就发现了几封集外函,其中一封载于李经国编《周绍良友朋书札》(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5年),与程千帆相关的诸多论著均未提及,原文照录如下:

  绍良尊兄:

  前得赐颁寿诞纪念文集,美富为诸家之冠,嗟赏久之,即作书致谢,想达左右矣。

  兹有恳者:兄著《唐人传奇笺证》度越恒流之为,学林钦重,而散布各刊,收集为难。比不知已加缀拾,付之书肆版行否?如尚未暇及此,则拟请将已发各篇赐以复印,以便诵习。缘比见寅老手批汪先生《唐人小说》,索居无事,辄拟加于比勘,遂欲取尊著共读之耳。老病无俚,忽然有此遐思。若不便,亦可不印也。

  秋凉,伏惟珍卫敬敂道安!

  弟程千帆顿首

  九月三日

  经考证,此信写于1997年9月3日,关涉的人物有周绍良(“绍良”)、陈寅恪(“寅老”)、汪辟疆(“汪先生”),谈到了几种著作:“寿诞纪念文集”即《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》(中华书局,1997年);《唐人传奇笺证》即周绍良所撰系列唐代小说研究论文,后取名《唐传奇笺证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;《唐人小说》即汪辟疆20世纪20年代末编选的小说集子,分别在1930、1955、1959、1978年出版过,新时期以来又多次重版,傅璇琮将此书与鲁迅《唐宋传奇集》并举,称其开启了进入唐人艺术世界的大门。而函中所论“寅老手批汪先生《唐人小说》”乃包敬第整理的陈寅恪遗作《〈唐人小说〉(汪辟疆校录)批注》(或称《陈寅恪批注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》),刊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,傅璇琮、许逸民主编《中国古籍研究》第一卷。可见,该函看似简短,信息量却颇丰富,提及的人物也极重要,我们可以以此为引子梳理出程千帆与汪辟疆、陈寅恪之间的联结。

  程千帆生于湖南宁乡的书香门第,其伯祖父程颂藩,叔祖父程颂万,父亲程康均为有声望的名贤,诗文兼工。1925年,汪辟疆在《甲寅》杂志连载了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,其中将程颂万比作“天哭星双尾蝎解宝”,以为其诗出唐入宋,堪比肩曾国藩长孙曾广钧。在陈三立等人建议下,汪氏后来修订了点将录,在新版本中,程颂藩被比作“天暴星两头蛇解珍”,程颂万被比为“天哭星双尾蝎解宝”,程康则被比作“地辟星摩云金翅欧鹏”,是入选人数最多的文学家族之一。汪氏经典论作《近代诗坛与地域》亦提及程颂万、程康,及其诗风。汪辟疆与程康有直接来往,避敌重庆时,二人共论程师顾印伯之诗文,并有诗互赠。1932年,程千帆考入名家云集的金陵大学中文系,与汪辟疆等硕学之士结成了师弟关系,据他回忆:“在大学四年中,我从黄季刚(侃)先生学过经学通论、《诗经》《说文》《文心雕龙》;从胡小石(光炜)先生学过文学史、文学批评史、甲骨文、《楚辞》;从刘衡如(国钧)先生学过目录学、《汉书艺文志》;从刘确杲(继宣)先生学过古文;从胡翔冬(俊)先生学过诗;从吴瞿安(梅)先生学过词曲;从汪辟疆(国垣)先生学过唐人小说;从商锡永(承祚)先生学过古文字学。”汪辟疆对这位世家子弟青眼有加,许为美才,为之延誉,两人相处十分欢洽。汪氏对陈衍《近代诗钞》多有不满,有意编选新版,程千帆遂请父亲将家集数种,晚清诸家诗文集数十种和清末民初诸老燕集照片借予老师,供其采择。汪氏与程千帆、沈祖棻夫妇不时有诗词唱和或鸿雁往还,1940年4月11日,因罹病而烦闷不已的沈祖棻去信向汪辟疆和汪东诉苦,论及夫妇俩在民族存亡之际的安身态度与内心愁绪,希望师长劝程千帆以学术、家国为重,淡忘个人荣辱,汪辟疆立即复函劝慰,并成集句诗二十首详加劝导。汪氏学识颇让弟子们折服,如程千帆言:“老师们当中,胡小石先生最会讲课,很有条理,季刚先生上课喜欢漫谈,汪辟疆先生不大会上课,有的学生讲他上课几乎是语无伦次。可是如果上汪老师家请教他什么问题,他能把有关的书一本本指示给你,然后一一分析,令人佩服。”程千帆从汪处受益良多,屡屡引用其论著佐证自己的观点。他对老师的学问也有过全面的评价,在为1988年版《汪辟疆文集》所作后记中一一点评了各种著述的特点和学术价值。他始终感铭老师在治学和生活上的导引之功,到了晚年还不时忆起,如在1998年致陈平原信中就谈到汪氏求学于京师大学堂时的轶闻。

  程千帆以“与丈三世通家,尝陪杖屦”概括他与陈寅恪间的关系,确实,程、陈两家渊源极深,程颂藩被马其昶赞为足于与陈三立并称的“当世贤才”,程颂万与陈三立同入张之洞幕府,共驻武昌多年,相知相惜、彼此激赏,晚年虽分居两地,亦不乏声息相通。此外,陈师曾与程康曾比邻而居,相交甚契,常互赠有无。程千帆年少时也得陈三立赠联,又与陈登恪在武汉大学共事数十年。而程千帆与陈寅恪结交于成都,1944年秋陈氏在华西大学开设“唐史”、“元白刘诗”课程,吸引了周边其他大学的师生去听讲,据周勋初记述,慕名而来者甚夥,坚持到底的不多,仅孙望、程千帆等少数几人。期间,程千帆多有请益,甚至谈到了外语学习的问题,两家私下也有来往,顾颉刚日记就记录在陈家遇到了沈祖棻。由于陈寅恪眼睛失明,不久就停止了授课,但短短数月令程千帆大受裨益,在此后数十年努力践行着陈氏的治学方法。程著以史实考订为本,自如地运用诗史互证之法,再辅以深透的艺术分析,精义迭现,成为文史结合的典范,确与陈寅恪的学术理路一脉相承,他说过:“陈寅恪先生他们的传统学术基础比较厚,老辈学者像冰山一样,基础在水底下,浮出水面的才一点点。陈先生一辈子没讲经学,但他偶尔引用一些经学,也非常内行。如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第二章《礼仪》附论《都城建筑》,引了很多《周礼·考工记》即是一例。一方面,有传统的基础,受外来文化的影响,思考得更广阔。包括用新的眼光来理解它。一方面,与外来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结合起来,不是生搬硬套,是溶解、渗透,这里面有非常严格的界限。这可以以章太炎、王国维、陈寅恪,后一辈的朱光潜,现在还在从事学术活动的王元化等人为代表,这些人把传统文学文化与外来的文学文化相渗透,相结合,结果无论在文献学本身,或者在文学历史或文艺美学的研究方面,都有新的突破。”程千帆曾自言,他某些学术思考起自陈寅恪,如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》参考文献就开列了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《韩愈与唐代小说》和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等,在具体阐述中也引用了《论韩愈》中的段落。另一篇论文《〈长恨歌〉与〈圆圆曲〉》同样受陈寅恪启发而作成。他常常提及陈氏之研究,建议友人、弟子多阅读、领会其著作。但他又不为尊者讳,明确指出过陈学说上的某些缺失。程千帆熟知陈寅恪的学术理路和为文之道,所以对其评价相当中肯,如胡适、钱穆等均批评陈文不高明,尤其是钱穆指斥陈文“冗沓而多枝节,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,始为可诵。且多临深为高,故作摇曳,此大非论学文所宜”。程千帆觉得这是一种误解,指出陈著与汪中《荀卿子通论》、章太炎《五朝学》和黄侃《汉唐玄学论》等名作近似,“这些文章都条理细密,证据确凿,文风雅健,兼思辩与艺术之长”,它们“所追求的,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是另外一种东西,而不仅是文章之美。”在他看来,陈氏文风是与治学模式、学术语言和立身之道融为一体的,嘲弄其不擅文字显然不妥。相反,他推崇这种风格,认为陈文“不作空泛之论,能从某一不为人所注意的侧面切入,以微见著,既微观又宏观,通融无碍”,已达化境,唯有王国维堪与之媲美。他又通透地指明陈寅恪的“不古不今之学”其实“是自我嘲讽,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,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,而是斟酌古今,自成一家。表面上是自嘲,其实是自负。”程千帆对陈诗作过评价:“余事为诗,亦复词采华茂,气骨清峻,而尤工于七言。古体掩有香山、梅村之长,今体则取法少陵,及玉溪以逮冬郎之所则效少陵者。晚经浩劫,所存虽仅寥寥百十篇,而于近百年中时局之变幻,世运之迁移,莫不寓焉。”认为陈诗渊源有自,在内容上承续了杜甫、李商隐、韩偓、元好问、钱谦益、吴伟业等对时代史实和个体精神的书写,在体式上亦是如此。他也关注涉及陈寅恪的著作,如与舒芜讨论过陆键东《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》,认为“陈寅恪热”出现的原因是人们试图重思文化的发展路径问题。

  陈寅恪为学方法与众不同,在阅读时凡有所得或有所质疑遂于书页空白处提笔加注,待全书阅毕,将批注予于整理就是一篇精到的论文,《〈唐人小说〉(汪辟疆校录)批注》也是这种产物,它的批注对象包括小说原文和汪辟疆笺注,大体有以下几类:一、纠谬。如《柳氏传》有“昌黎韩翊有诗名”,陈寅恪指出“翊”当作“翃”,《顾氏文房小说》本《本事诗·情感第一》载有该故事,“翃”亦讹作“翊”,他又根据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纠正了韩翃籍贯实为河南南阳。二、注释或补证。如《冯燕传》汪辟疆注解释曾布《水调七遍》即咏冯燕事,并抄出《排遍第七攧花十八》全文,陈寅恪批曰:“子宣大曲之词,即用表圣诗语。盖唐诗、宋词其关系渊流密切如此”,点明曾布词化用了司空图诗,于此见出宋词对唐诗的承袭。如《东城老父传》有“老人岁时伏腊得归休,行都市间,见有卖白衫白叠布。行邻比鄽间,有人禳病,法用皂布一匹,持重价不克致,竟以幞头罗代之。”陈寅恪举证了《唐会要》七二“军杂录”条,《新唐书》二四《车服志》,《通典》一六九“刑典守正”条,《隋书》十二《礼仪志》“大业时衣冠”条,《旧唐书》四五《舆服志》,《唐语林》七“补遗”条,分析了隋末唐初王公、官吏、军士和百姓的着衣规制和特点。三、申抒己见。如《唐人小说题辞》引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:“唐世举人,先籍当世显人,以姓名达诸主司,然后投献所业,逾数日又投,谓之温卷,如《幽怪录》、《传奇》等皆是。盖此等文备众体,可见史才、诗笔、议论。至进士,则多以诗为贽,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是已。”陈寅恪批云:“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,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,亦起于贞元、元和之世,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,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,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也。此二者相互之关系,自来未有论及者。”他以为古文适宜用来作小说,古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促成了小说创作的成功。元稹《莺莺传》,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流传广远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新文体的产物,与古文运动关系密切,有便于创造、备具众体的优点。白居易自言己作叙事病在琐悉,苏辙讥讽《长恨歌》不及杜甫《哀江头》,其实是不明了文体不同,繁简亦有异。四、质疑。如《莺莺传》有“因命拂琴,鼓《霓衫羽衣序》”,陈寅恪批曰:“琴中有此序,所未闻,俟考。今东洲所传之《清海波》,据云即《霓衫羽衣散序》之音,未能定其确否,要为有本,非臆说也。”此外,其中还有些评点,如他称许了元稹的文学才华,对其人品却有所诟病。陈寅恪强调做学问须把分散的诗集合起来加以综合研究,以“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。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。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。最重要是否于纠正。”在上述批语中,他就充分利用新、旧唐史,唐诗或唐文,唐人小说或笔记,和《资治通鉴》等后世典籍相互印证、相互阐发,既论及小说作者、创作年代和内涉史实等基本信息,也关注了社会风尚的变化和典章制度的变迁,对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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