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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学术:“当行本色”略说


http://www.jslib.org.cn   2017-05-22 09:34:00  来源:2017年04月26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:严学军  

 

    “当行”是在行、懂行的意思。这个“行”即是“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”的“行”,本义指行当、职业;而“当”是“当得”,符合、胜任的意思。“当行”合在一起,意思是很适合、能胜任某一行当、某一专业,熟练掌握某一行当、某一专业所需要的专项技能。“当行”用于文学创作与评论,意思是懂得诗歌及戏曲创作的规律与技巧,是做诗、填词、作曲的行家、高手。

  而“本色”一词原指本来的颜色,引申指本来的样子、原本该有的面貌。民间有句谚语,叫“唯大英雄能本色,真名士自风流”,这里的“本色”就是指本来的样子、面貌。

  南宋的诗论家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最先将“当行”“本色”用于诗歌评论。他说:“大抵禅道惟在妙悟,诗道亦在妙悟。惟妙悟乃为当行,乃为本色。”严羽所说的“妙悟”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创作灵气、灵性,其意是说诗歌的创作真谛与事理及个人学问之高下没有关系,而与诗人能否“妙悟”有关,犹如禅宗之“顿悟”。按严羽之意,诗歌的创作得须遵守体式的要求,不能模糊诗歌不同体式之间的界限。诗应有“别材别趣”,不要在诗歌中卖弄知识、堆砌辞藻和典故,如此,方为“当行”“本色”。清代的大学者黄宗羲对严羽的思想做了很好的诠释:“诗降而为词,词降而为曲,非曲易于词、词易于诗也,其间各有本色,假借不得。”所谓“各有本色”,指的就是诗与词曲在体式上的本质区别。

  但严羽没有说明何为“当行”、何为“本色”,也没有指出这两个术语究竟有何不同。自严羽之后,这两个术语被广泛应用于词曲的创作与评论,明清有不少学者想给这两个术语下出定义,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给它们划出界限,比如明冯梦龙《太霞新奏序》说:“词家有当行、本色二种。当行者,组织藻绘而不涉于诗赋;本色者,常谈口语而不涉于粗俗。”又谓:“当行也,语或近于学究;本色也,腔或近于打油。”冯氏主要从语言风格上区分“当行”“本色”,意思是,“当行”偏书面语但不涉用典,“本色”近口语而无粗俗成分。另一学者吕天成则曰:“当行兼论作法,本色只指填词。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……若组织,正以蠹当行。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语言……若摹勒,正以蚀本色。今人不能融会此旨,传奇之派,遂判而为二……殊不知果属当行,则句调必多本色;果具本色,则境态必是当行。”(《曲品》)吕天成认为,“当行”兼论创作技法但不限于技法,“本色”偏重“家常语言”但不限于模仿口语,“当行”与“本色”其实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,很难分出彼此。只是就最终的结果看,“当行”表现为一种“境态”,包括了语言风格、创作技法及整体意境的营造;而“本色”则主要体现为“句调”(即音律)的谐合和语言的自然。这两个术语不仅在意义上难以切割,在实际语用中也是常常连在一起使用的,所以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强为分辨、强作解人。关于这一点,郭绍虞先生的论述最为精当:“本色、当行义似无别,总之都是说不可破坏原来的体制以逞才学。但就字义言,本色、当行,亦有出入。本色,指自然之色;当行,犹言内行。”(《沧浪诗话校释》)

  其实,就诸家对“当行”“本色”二术语的使用看,尤其自诗词曲(含散曲和剧曲)的创作方面言,大体集中于三个方面:

  一是按诗词曲的体式要求特别是格律、音律进行创作。诗就是诗,词就是词,曲就是曲,不能将诗写成文(文章),也不可将词写成诗或曲写成词。这方面,后人最推崇的是大诗人杜甫,明胡震亨《唐音癸签》卷六这样评价杜诗:“如老杜之入蜀,篇篇合作,语语当行,初学所当法也。”意思是老杜作诗,每一首都堪当典范,其于“安史之乱”以后创作的诗歌,每首诗都是不得不作(“合”,应当)的,其中每一句又都十分“当行”,只有他那样的大家才能写出。

  说到这里,不能不提及文学批评史上一段有名的公案。北宋诗人陈师道在《后山诗话》中说:“退之以文为诗,子瞻以诗为词,如教坊雷大使之舞,虽极天下之工,要非本色。”在陈师道看来,文、诗、词各有界限与分工,体式不同,表达的内容、文学风格乃至用语特点自应有所区别。“文”是用来阐发“道”特别是儒家的思想的;而“诗”应该言“志”,表达个人的志向及对社会人生的种种看法;“词”则重在言“情”,抒写纯粹个人的内心情感。从“诗”的角度看,韩愈的诗读起来像文章,是混淆了“诗”与“文”的界限;从“词”的角度看,苏轼的词无所不写,是混淆了“词”与“诗”的界限。还有一点,苏轼时常打破词的音律,不因律害意,也为陈师道等人所不满。尽管韩愈和苏轼的创作技巧都无可挑剔,就像当时的雷大使(中庆)的舞蹈虽极尽工巧,毕竟无法与女性之舞蹈去比谁的身段姿容更为柔婉优美,故而陈师道认为两人的作品都算不上真正的“诗”、真正的“词”,不是诗词的“本色”。陈师道的看法在当时就引起一片哗然。晁补之是“苏门四学士”之一,他当即站出来力挺老师:“东坡词小不谐律吕,盖横放杰出,曲子中缚不住者。”(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六)金代的王若虚也批驳陈师道“大是妄论”,不懂得苏东坡“盖其天资不凡,辞气迈往,故落笔皆绝尘耳”(《滹南集》卷三十九)。对于陈师道所特别推崇的黄九(庭坚)的词作,晁补之也表示完全不能接受,说:“黄鲁直间作小词,固高妙,然不是当行家语,是著腔子唱好诗耳。”(赵令畤《侯鲭录》卷八)

  二是诗和词曲的语言清新自然、质朴无华,没有任何的矫饰或晦涩。清谢章铤说过:“自然高妙,词家最重,所谓本色当行也。”(《赌棋山庄词话》卷十二)冯金伯编纂的《词苑萃编·品藻》引尤悔庵语:“词之佳者,正以本色渐近自然,不在缕金错采为工也。”明黄周星《制曲枝语》说:“曲之难有三:叶律一也,合调二也,字句天然三也。”前两点都与音律有关,第三点强调的就是语言的清新自然。而要做到这一点,第一不能雕琢字句、追求华丽。正如明徐复祚《曲论》所云:“愈藻丽,愈远本色。”凌濛初也说:“(曲)大略贵当行不贵藻丽,其当行者曰本色。”(《谭曲杂札》)第二不能好用典故,语言晦涩。“凡曲忌陈腐,尤忌深晦;忌率易,尤忌牵涉。”(陈所闻《南宫词纪·凡例》)冯梦龙曾经严厉批评有些南派曲作家专事“使僻事、绘隐语,词须累诠,意如商谜”,指出“不惟曲家一种本色语抹尽无遗,即人间一种真情话,埋没不露已”(《谭曲杂札》)。第三须贴近生活,摹写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,直写出自己的生活所见、心中所思、情之所至,所谓“情文俱妙,允称当行”(黄周星《制曲枝语》)。要说最具“本色”的诗人应该首推东晋的陶渊明,李白和杜甫都对他十分推崇。陶渊明的田园诗,纯朴清新,毫无雕琢之迹,而且诗的意境冲淡高远,读来令人回味无穷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“晨兴理荒秽,戴月荷锄归”,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,“奇文共欣赏,疑义相与析”等名句,至今脍炙人口。大诗人李白的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,用来形容陶诗,很是贴切。

  三是戏曲的构造、剧情的推动与展开要贴近现实生活,人物的性格塑造与唱词、宾白应符合人物身份和人物心理的内在逻辑。这方面前人的论述很多。明王世贞评价高则诚的《琵琶记》之所以冠绝诸剧,“不唯其琢句之工、使事之美而已。其体贴人情,委曲必尽,模写物态,仿佛如生,问答之际,了不见扭造,所以佳耳”(《艺苑卮言》)。清徐大椿《乐府传声》在谈到戏曲人物的语言时也说:“因人而施,口吻极似,正所谓本色之至也。此元人作曲之家门也。”说到底,核心在一个“真”字,贴近现实生活、符合人物的性格及心理发展,自然真实自然,与“扭造”之情、造作之语自无任何关涉,此所以“本色”略同于“本真”之缘故。诚如凌濛初所说:“文贵真,不贵深……夫曲随小技,实一致耳。”(《南音三籁》)

  前两个方面侧重于诗词散曲,后一方面主要为剧曲。但不管是诗词还是散曲、剧曲,其“当行本色”的含义及宗旨应该是一致的。

  谁算得上公认的“当行本色”词人呢?清代沈谦的说法应该最具代表性:“男中李后主,女中李易安,极是当行本色。”(《填词杂说》)李煜自沦为阶下囚之后,其词一洗脂粉造作之气,摹写国恨家愁,哀婉凄切,感慨至深,如余怀所论,“一字一珠,非他家所能及也”(《玉琴斋词序》),更兼李煜“精于音律,凡度曲莫非奇绝”(邵思《雁门野说》。据说李煜的国后周氏,小名娥皇,“善歌舞,尤工琵琶”,是当时著名的音乐演奏家。而李煜“因后好音律,因亦耽嗜,废政事”,看来李煜通晓音律主要是受了周后的影响。事见陆游《南唐书》卷十六),故而得到后世的推许。李清照写词自有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,“能曲折尽人意,轻巧尖新,姿态百出”(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二),“词无一首不工,其炼处可夺梦窗(吴文英)之席,其丽处可参片玉(周邦彦)之班,盖不徒俯视巾帼,直欲压倒须眉”(李调元《雨村词话》卷三),其“以寻常语入音律”(张端义《贵耳集》卷上),能“用浅俗之语,发清新之思,词意并工”(彭孙遹《金粟词话》),读来直如行云般“舒卷自如,人不觉耳”(王又华《古今词论》),确实高绝。清代刘体仁甚至将李清照推为古今“本色当行第一人”(《七颂堂词绎》)。这两人可谓词人中“当行本色”的典范。

  观上引诸家所论,看一个词人是否“当行本色”,主要看其作品能否谐合音律与用语造境能否真实自然,合乎这两条即为“当行本色”、称之上品。陈师道等人之所以不满意于苏轼的词作,一则因为苏轼大大拓展了词的表现内容,没有专写个人的情感;二则苏轼不肯因律害意,所谓“曲子中缚不住者”。其实这正是苏轼超凡杰出处,词自苏轼以后才有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力,又岂后山所能知?

  “当行”一词后来也不限于戏曲的创作,但凡唱、念、做、打,无一不有是否“当行”的问题。戏曲中的行当分为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,生行又分老生、小生、武生等,旦行则有青衣、老旦、花旦、刀马旦、花衫等,每一行当的表演及角色创造都要真实传神,符合剧中人物的年龄、身份、性格、职业及剧情发展,唱腔、念白既要严格遵守戏曲的各种规范,也要符合人物内在的心理逻辑,才可谓之“当行”。臧懋循《元曲选序》:“行家者,随所妆演,无不摹拟曲尽,宛若身当其处,而几忘其事之乌有。”说的就是人物的表演与角色创造。“凡唱要稳当,不可做作。”(朱权《太和正音谱》)这说的是唱功。而“无不摹拟曲尽,宛若身当其处”“不可做作”不仅仅是“当行”的要求,亦兼有“本色”之义。到今天,“当行本色”的用法就更广了。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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