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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学术:马永卿论陶渊明


http://www.jslib.org.cn   2017-03-30 10:15:00  来源:2017年03月22日 中华读书报 作者:顾农  

 

  宋代学者马永卿在他的笔记体著作《嬾真子录》(一般省称为《嬾真子》,似已约定俗成)一书中喜欢讨论古代和当代的作家作品,时有高论。关于陶渊明他就发表过几段很有意思的见解,其中颇有关系重大者,可惜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。请引录如下并稍稍加以论列。

  其一,卷一《五柳诗讹》条云:

  世所传五柳集数本不同,谨按渊明乙丑生,至乙巳岁赋《归去来》,是时四十一矣。今《游斜川》诗或云辛丑岁,则方三十七岁,或云辛酉岁,则已五十七。而诗云“开岁倏五十”,皆非也。若云“开岁倏五日”则正序所谓正月五日,言开岁倏忽五日耳。近得庐山东林旧本,作“五日”,宜以为正。又旧作“气和天象澄”,此“象”讹耳。集中如此类极多,今特举此一篇。(崔文印撰《嬾真子录校释》,中华书局2017年版,第19页)

  今按,这一条讨论的虽然只是《游斜川》一诗中几处异文的是非,却牵涉到陶渊明的生卒年问题。马永卿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,前后不同于马说者大抵皆误。

 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,试将《游斜川》诗并序先行全录如下,以便讨论:

  辛酉(一作“丑”)正月五日,天气澄和,风物闲美,与二三邻曲,同游斜川。临长流,望曾城;鲂鲤跃鳞于将夕,水鸥乘和以翻飞。彼南阜者,名实旧矣,不复乃为嗟叹;若夫曾城,傍无依接,独秀中皋,遥想灵山,有爱嘉名。欣对不足,率尔赋诗。悲日月之遂往,悼吾年之不留。各疏年纪乡里,以记其日时。

  开岁倏五日(一作“十”),吾生行归休。念之动中怀,及辰为兹游。

  气和天惟澄,班坐依远流。弱湍驰文鲂,闲谷矫鸣鸥。

  迥泽散游目,缅然睇曾丘。虽微九重秀,顾瞻无匹俦。

  提壶接宾侣,引满更献酬。未知从此去,当复如此否?

  中觞纵遥情,忘彼千载忧。且极今朝乐,明日非所求。

  先生辛丑《游斜川》诗言“开岁倏五十”,若以诗为正,则先生生于壬子岁,自壬子至辛丑,为年五十,迄于丁卯考终,是得年七十六。(见李公焕《笺注陶渊明集》卷首所引)

  张縯将陶渊明的生卒年订为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(352)——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(427),享年76岁。

  如果将《游斜川》诗的第一句确认为“开岁倏五十”,而将诗序的第一句确认为“辛酉正月五日”,则陶渊明的生年就得推迟七年至咸安二年壬申(372);享年也就由63岁变成56岁了。梁启超先生在他的《陶渊明年谱》中就《游斜川》一诗写道:

  此诗为考先生年岁最主要之资料。因序中明言“各疏年纪日时”,而序之发端明记“辛酉正月五日”,诗之发端云“开岁倏五十”,故辛酉年先生之齿五十,丝毫无疑议之余地也。后人所以多不察者,则以俗本“辛酉”皆作“辛丑”,而诗句之“倏五十”又或作“五日”。先生卒于丁卯,即以《宋(书·隐逸)传》年六十三之说推算,则辛丑亦仅三十七岁,与“开岁五十”语不相容。俗子强作解事,见序有“正月五日”语,因奋臆改“五十”为“五日”。殊不知“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”,此二语如何能相连成意?慨叹于岁月掷人者岂以日计耶?况序中明言“各疏年纪”,若作“开岁五日”,所疏年纪何在耶?于是复有据“辛丑五十”之说,谓先生实得年七十六者(李《笺》引张縯语)……以辛酉五十推算他篇他岁,皆无不合。一切疑团,迎刃解矣。(《陶渊明》,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,第89~90页)

  梁先生否定了张縯由“辛丑五十”推出的76岁说,另行提出以“辛酉五十”为基准的56岁说(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咸安二年壬申372——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)。

  以上二说都曾经产生过相当的影响,而实际上不能成立。

  这是因为首句作“开岁倏五日”有着坚实的版本根据。“各疏年纪乡里,以记其日时”,自然另有其地方而不会就放在诗里面(请注意诗中也没有涉及“乡里”)。先前由大富豪石崇主持的金谷集诗,“具列时人官号、姓名、年纪”,而我们看潘岳的《金谷集作诗》,这几项没有一项是写在诗中的;兰亭会也是如此,现存兰亭诗中没有一首提到作者的年龄。写诗就是写诗,哪里会在这里填写登记表。年纪乡里等等自应在另册中加以记录。金谷、兰亭以来的传统恰恰表明诗的开头一句当是“开岁倏五日”,而不会自说年纪;至于接下来说“吾生行归休”,也十分自然——“开岁倏五日”说日子过得很快,“吾生行归休”说人的一生过起来也很快,两句正是一脉相承。上了年纪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感慨。

  正因为诗的第一句不会讲到自己的年纪,所以不仅以辛酉为陶渊明五十岁是不可信的,先前的“辛丑五十”、陶渊明享年76岁之说同样不能成立。

  “辛丑”“五十”这两处不恰当的异文大约同苏轼有些关系。台湾藏黄州刊本《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》有关文字即径作“辛丑”“五十”,且不录异文。另外几种宋刻陶集,如汲古阁藏《陶渊明集》、曾集本《陶渊明集》、汤汉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等,正文皆作“辛丑”,而出校云“丑”字“一作酉”——由此可知东坡的写定本在宋代影响之大,也可见当时人还可以看到古本,字皆作“酉”。“五十”的情况也差不多,汲古阁藏本与曾集本正文作“五十”,校语云“一作日”,而汤汉注本正文径作“五日”,出校云“一作十”。凡此种种显然表明,序中开头二字作“辛酉”,诗之第一句后二字作“五日”,乃出于更古老更可靠的本子。

  马永卿说他所见到的庐山东林寺旧本陶集,此处正作“五日”,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资讯。这个陶集现在看不到了,其他宋人也没有提到,这样的信息极可宝贵。

  苏东坡在研究陶诗、推动陶渊明更广泛地被人们接受方面作出过很大的贡献,但他才气太大,有时喜欢越位帮古人改诗(参见顾农《陶诗发微(三题)》,《书品》2004年第5辑),这在抄本时代这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,对此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警惕。

  今天我们在校勘陶渊明集时,应对宋本陶集中所列异文给予高度重视(这些文字往往极有价值,很可能更近于陶渊明作品的原貌),并通盘地加以深思。马氏乃南北宋之交的人,他并未系统整理陶集,只有一些零星的记录和考论,但仍然非常值得感谢。

  张縯对他的76岁说没有作出更多的论证,仅是一种推测;梁启超对他的56岁说是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证的,但细看下来,其论证亦多为推测之词。梁先生长于辩论文字,笔端常带感情,有时颇能掩盖其证据之不足。上世纪20年代当梁先生的《陶渊明》一书出版后不久,游国恩先生就撰写过一篇《陶潜年纪辨疑》,对56岁说给予全面的批评(原载1928年1月《国学月报汇刊》第一集;现已收入《游国恩学术论文集》,中华书局1989年版,第400—405页),游先生所维护的传统结论,应可视为定论。

  《游斜川》一诗中“五日”与“五十”,应取“五日”既已由马永卿论定了;那么诗序中的“辛酉”与“辛丑”应当如何取舍?马永卿没有说到。今按陶渊明37岁(隆安五年辛丑,401年)那年他还在桓玄手下任职,到冬天遭母丧退出官场,没有条件同他的邻居一起去游斜川;而且这样的年纪也不会说什么“吾生行归休”。到辛酉即刘宋永初二年(421),他归隐已久,行将花甲,说说“吾生行归休”以及“悲日月之遂往,悼吾年之不留”就是很自然的了。《游斜川》应当作于诗人57岁的这一年。这时晋、宋易代刚刚实现不久,这一次改朝换代非常顺利,上上下下都比较平静,陶渊明的游兴也丝毫未减。

  “气和天象澄”中的“象”字,各本作“惟”,是一个表示语气的虚词。可见马永卿也并不迷信庐山东林旧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,沈约《宋书·隐逸传·陶渊明传》有明确的记载:“元嘉四年卒,时年六十三。”稍后萧统《陶渊明传》也说:“元嘉四年,将复征命,会卒,时年六十三。”两份最早的传记完全一致,故可确知陶渊明生于东晋兴宁三年乙丑(365),卒于刘宋元嘉四年丁卯(427),享年六十有三。他一生最重大的转折即弃官归隐、作《归去来兮辞》,在义熙元年乙巳(405),时年41。马永卿即持此说。这样的基本情况虽然一再遭到否定,另起炉灶的方案非一,但这三根界桩至今并未真正被撼动。

  如果将《游斜川》诗的第一句确认为“开岁倏五十”,诗序的第一句确认为“辛丑正月五日”,陶渊明的生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,宋人张縯在《吴谱辨证》中写道:

  本,而唯求其是。

  其二,卷一《五柳诗旧本为正》条云:

  五柳《与殷晋安别》诗,旧本十韵,第九韵云:“才华不隐世,江湖多贱贫”,第十韵云:“脱有经过便,念来存故人。”今世有本无第十韵,故东坡和诗《送张中》亦止于贫字云:“不救归装贫。”又今本云:“游好非久长,一遇尽殷勤。”而旧本云:“游好非少长,一遇定殷勤。”盖其意云,吾与子非少时长时游从也,但今一相遇,故定交耳。此语最妙,识者自知之。(崔文印撰《嬾真子录校释》,中华书局2017年版,第22~23页)

  今按马永卿所说的“今本”应是受到苏轼很大影响的当时流行的本子,而“旧本”则是未受此种影响的“庐山东林旧本”。《与殷晋安别》一诗应依旧本作十韵二十句。至于诗的开头两句到底是“游好非久长,一遇尽殷勤”(今本),还是“游好非少长,一遇定殷勤”(旧本),则较难确定,尚须再取其他善本来对勘。但既然今本连文字都有严重残缺,看来不足信据,然则这开端两句似应取旧本,何况“此语最妙”乎。

  其三,卷三《陶潜五子异母》条云:

  五柳《与子俨等疏》云:“汝等虽不同生”,又云“况同父之人”,则知五子非一母。或云,以五柳之清高,恐无庶出,但前后嫡母耳。仆以《责子》诗考之,正自不然。诗云:“白发被两鬓,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,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,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,而不爱文术。雍端年十三,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,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,且进杯中物。”且雍、端二子,皆年十三,则其庶出可知也已。噫!先生清德如此,而乃有如夫人,亦可一笑。(崔文印撰《嬾真子录校释》,中华书局2017年版,第101页)

  今按,陶渊明有两个儿子出生于同一年,可以有几种可能,一、夫人(正妻)生一个,妾(即所谓如夫人)生一个(即所谓庶出),恰好在同一年;二、雍、端二子乃同一母所生,无非年头生一个阿雍,年尾又生了一个阿端。三、雍、端二子是双胞胎。这几种情形很难认定是哪一种,陶渊明是否有如夫人亦不得而知。即使有,也不足为奇。说“先生清德如此,而乃有如夫人,亦可一笑”,无非是先把他请上神坛,再加以质疑和批评。古代诗人中有如夫人的多了去了,如果他的诗没有能写到陶渊明的水平上,又不以“清德”著称,一般来说就不会有人去批评他。公众人物容易挨批挨骂,文学史上的大人物也是如此。其实我们只管多读他的诗就好,不必去关心什么莫须有的如夫人之流。

  盛名之下,准备挨骂。无名之辈,其实是幸福的。

  其四,卷五《靖节公田之利》条云:

  渊明之为县令,盖为贫耳,非为酒也。“聊欲弦歌,以为三径之资。”盖欲得公田之利,以为三径闲居之资用尔,非谓旋创田园也。旧本云:“公田之利,过足为润”。后人以其好酒,遂有公田种秫之说。且仲秋至冬,在官八十余日,此非种秫时也。故凡本传所载与《归去来序》不同者,当以序为正。(崔文印撰《嬾真子录校释》,中华书局2017年版,第196页)

  今按,陶渊明同那些口不言钱的伪名士不同,他经常谈到经济收入问题。《宋书·隐逸传·陶渊明传》载:

  亲老家贫,起为州祭酒;不堪吏职,少日自解归。州召主簿,不就。躬耕自资,遂抱羸疾。复为镇军、建威参军。谓亲朋曰:“聊欲弦歌,以为三径之资,可乎?”执事者闻之,以为彭泽令……郡遣督邮至县,吏白应束带见之,潜叹曰:“我不能为五斗米,折腰向乡里小人!”即日解印绶去职,赋《归去来》。

  据此可知,他先是因家贫而出仕为州祭酒,后来则为筹集“三径之资”即隐居的成本而出仕为彭泽令;然则中间多次出仕,应当也无不与设法增加收入有关。陶渊明早在20岁时就已经初出茅庐到官场里去打拼(参见顾农《陶渊明的初仕与初隐》,《书品》2016年第4辑),他自称“此行谁使然,似为饥所驱”(《饮酒》其十),何等坦率,前后言论始终一贯。

  陶渊明之看重公田之利是不奇怪的,有了这一份利好,用作“三径闲居之资”固然可以,用来喝酒也很可以。有了钱有了粮食,干什么不行啊。马永卿这一段笔记中的议论似失之于迂腐。宋儒迂论较多,随便看看即可,不必与之较真也。

  《嬾真子》一书旧有《儒学警悟》本、《稗海》本、夏敬观校理劳权整理本,流传都不算广。我以前是从《陶渊明资料汇编》一书中读到过摘引来的一段文字(即《靖节公田之利》),觉得其人其说还是值得注意的,应取《嬾真子》原书来读,看他还有些什么高论。但正如陶渊明的诗句所说,“世短意恒多”(《九日闲居》),许多想读的书因为事繁人懒,都因循过去,不了了之了。近日中华书局新出了一种崔文印先生的《嬾真子录》校释本,整理得非常好,“释”的部分尤其精彩,大为兴奋,因得以通读一过,获益甚多。马永卿关于陶渊明的议论只有这么寥寥数则,诚所谓少而精者矣。因略加评述,请文印先生和同道批评指正。

 



责编:方俊
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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